近二十年历史油价走势图表-近二十年历史油价走势

1.中航油事件体现了哪些金融风险类型

2.中国从90年开始国际收支出现双顺差的原因是什么？

中航油事件体现了哪些金融风险类型

　中航油事件发生后，人们最先想到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会发生规模如此之大的损失?从事衍生产品交易的中航油公司难道没有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机制？如果有，中航油的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为什么没有发挥作用？导致如此巨大规模损失的决策是如何作出的？这么大的损失是在一夜之间发生的吗？如果不是，那么公司在损失逐步增加的过程中为何没有及时采取止损措施?这些疑惑本质上反映了风险管理的一个基本问题，即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的有效性。

我国监管机构只批准少量企业从事以套期保值（即对冲风险）为目的的国际衍生产品交易，中航油即是一家为中国航空业进口油料并被监管机构许可从事石油套期保值衍生产品交易的公司。中航油从事的交易是如何由石油价格套期保值走向了石油价格投机的呢？为此我们不得不再次思考市场经济中投资和风险管理的一个基本问题，即对冲与投机的区别。

近一二十年来，国际金融市场上因从事衍生产品交易而发生巨额亏损的事件屡屡发生，从英国巴林银行、日本大和银行到美国橙县和我国的中航油，有些人对衍生产品已经谈虎色变。面对这些惨痛教训，我们今后还能否继续利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衍生产品进行套期保值和管理风险？国内金融市场还能继续开设和发展衍生产品交易吗？由此我们将审视风险管理的另外一个基本问题，即衍生产品在风险管理中的作用。

中航油事件与英国巴林银行、日本大和银行和美国橙县事件的一个共同之处是，事件的主角都曾经有过辉煌的业绩，巴林银行的尼克·里森、大和银行的井口俊英和美国橙县的罗伯特·西特罗恩在事发前都是经验丰富、业绩突出的交易高手，被市场誉为“明星交易员”。尽管中航油的陈久霖在衍生产品交易上还算不上“明星交易员”，但近年来也是颇为风光的“明星企业家”。然而，这些“明星”最后都成为了国际金融市场上著名的“流氓交易员”。为什么闯大祸的往往都是“明星”？这种现象对企业风险管理工作有什么意义？对此，我们有必要思考另一个问题，即如何认识风险的双侧性和管理“明星”风险。

关于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的有效性问题

作为在国际金融中心新加坡上市的现代公司，作为少数几个被批准具有从事海外衍生产品交易资格的国有企业，作为在国际能源产品市场上代表中国的重要交易商，中航油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内部控制架构。既设有风险管理委员会，也配置了专职的风险经理和风险管理主管。对每个交易员的亏损限额都有明确规定：凡损失20万美元以上的交易，都要提交给公司的风险管理委员会评估；累计损失超过35万美元的交易，必须得到总裁的同意才能继续；任何将导致50万美元以上损失的交易，公司内部控制系统将自动平仓。据报道，中航油只有10位交易员，即便按照10位交易员同时亏损最大限额计算，整个公司的最大损失也不应超过500万美元。然而，中航油最终的实际损失达到内部控制机制设定限额的100多倍，可见其内部控制机制和风险管理显然早已沦为地地道道的“花瓶”。

现代风险管理有两条基本的原则：一是风险管理自上而下的原则；二是风险管理独立并建立在良好公司治理架构基础上的原则。前者认为风险管理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强调的是公司高级管理层在风险管理方面的首要责任，他们负责在整个公司范围内自上而下推动风险管理，职位越高，权力越大，风险管理的责任也越大，更重要的是，高级管理层本身也应该成为风险管理的对象和重点。后者认为，在股东所有和经理经营的现代企业制度中，风险管理应该独立于具体承担风险的经理和业务部门，独立的风险管理部门要直接向代表股东利益的董事会汇报。这是因为，在市场中承担风险的经理可能由于多赚钱拿到更多奖金，赔钱则由公司（股东）承担。这种不对称的风险激励而使得经理们具有承担高风险的偏好，自我控制风险的动力减弱。中航油总裁陈久霖在新加坡以年薪高达300多万美元而被誉为“打工皇帝”，而他给公司造成的5.5亿美元的损失却只能由公司的股东承担。因此，如果中航油的风险管理系统能够真正独立于“打工皇帝”陈久霖并将公司的风险承担和遭受的损失及时反映到董事会，中航油的损失料定会受到有效的控制。当然，中航油董事会也必须达到服务于股东和公司整体利益的良好公司治理的要求。

中航油风险管理技术手段和系统最终沦为“花瓶”，其根本原因有二：一是内控制度的失效使得任何技术方法的有效性失去了前提基础和根本保障，二是衍生产品交易由对冲风险的手段逆转为承担风险的投机甚至的工具。中航油事件充分显示了内控制度有效性对现代风险管理技术和方法有效性的基础保障作用。正是认识到这个问题，基于国际风险管理最佳做法的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在倡导内部评级等高级风险量化方法和认可衍生产品等风险缓释技术的同时，提出了采用这些方法的制度条件，即必须具有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和操作风险管理体系。

对冲与投机的区别

投机和对冲是市场经济中最基本的两种风险交易行为，但二者在概念上具有本质差异。前者的本质在于投机获利，是交易者基于对某种产品价格走势的预测，采取低价买进高价卖出的基本策略，以期获取投机利润。投机本质上是以盈利为动机的风险承担行为。对冲交易的本质在于降低甚至消除风险，是交易者针对某种风险已经在其他资产或业务（通常被称为基础资产或标的资产）中已经存在的情况，采取反向的操作方式将风险抵消，从而使被对冲的基础资产或业务的未来价值和成本支出控制在所希望的水平上，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套期保值。例如，以进口航油为主营业务的中航油公司在国际油价高涨时面临进口成本上升的风险，因而具有套期保值的需求，可以选择买进石油期货或看涨期权，一旦石油价格上涨，买入的石油期货或期权所实现的盈利便可以抵补进口现货石油的成本上升。

尽管对冲和投机在理论上有本质区别，但实践中二者的差别往往只有一步之遥，甚至模糊难辨。对冲是两笔交易的组合，是对冲交易与基础交易风险的冲抵，如果基础交易不存在，衍生产品交易就成了以承担风险获取收益为目的的投机交易。比如，如果不是为了对冲进口石油面临的油价上升的风险，或者没有对进口石油套期保值的需求，单纯的期货交易就是一种投机获利行为。在5％的保证金制度下，5.5亿美元亏损意味着中航油的衍生产品交易规模至少高达110亿美元。以每桶50美元强行平仓价格计算，这相当于中航油要购买3000万吨燃油现货。但实际上中航油所供应的91家机场全年仅有500万吨航燃油需求。由此可见，中航油的石油衍生产品交易已经远远超出了套期保值的范围，成为了纯粹的投机行为。

投机和是市场经济中最容易让人们混淆的概念和行为。两者的共同之处在于对风险的承担和对盈利的追求。但前者在市场经济中通常被认为是一种正常的以承担风险换取收益的投资行为。作为投资者的投机者，其所追求的盈利在理论上表现为风险溢价，即所投资产品的预期收益率高于无风险收益率的那部分。然而本质上偏离了投资的范畴，者所追求的是缺乏科学投资分析的某种极端盈利，这种盈利目标的实现通常只能凭借运气，但其结果大多是血本无归。

我们可以假设，中航油在建立空头仓位的初期还可能本着投机的心态，对世界石油市场的供求基本面和油价历史数据进行了必要的分析并得出了油价下跌的预期。但随着油价的上涨，损失的积累，中航油试图加注扳本的心理替代了最初的投资性投机心理，甚至在损失数亿美元的情况下竟然冒着被指控内幕交易的风险将公司15％的股票出售换来1亿多美元继续维持陷入巨额亏损状态的仓位。至此，中航油早已忘记了投资性投机所应该遵守的多样化分散风险、交易止损限额等风险管理规则，其石油衍生产品交易事实上已经演变成为一场空前的“石油豪赌”，一场资金实力的对决。不幸的是，它遇到的对手恰恰是具有雄厚资金实力和丰富对决经验的国际对冲基金。

衍生产品在风险管理中的作用

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风险经济，市场价格——包括商品、汇率、利率和股票价格——总是不断波动的，而衍生产品的基本功能就是为市场参与者以对冲风险的方式提供套期保值的工具。衍生产品是一把双刃剑，既可用于套期保值来降低风险，也可用于投机获利从而增大风险。近二三十年来，金融衍生产品在全球的迅猛发展主要得益于在风险加剧的环境中广大市场参与者普遍的风险管理需求，而并非少数市场参与者的投机获利需求。在国际上，衍生产品用于对冲风险和套期保值是受到普遍认同和鼓励的，而用于投机获利则常常受到严格限制和监管制约。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开放和市场化，衍生产品在我国经济体系中的作用应该受到更多的重视。一方面，随着进出口贸易规模不断增加，以及国际投融资规模日益扩大，我国面临的国际市场价格风险、汇率风险和国际利率风险等也在不断加大，我们应该学会利用国际金融市场上各种衍生产品来管理这些风险，否则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必然会处于不利的地位。另一方面，国内市场由于缺乏对冲机制而给投资者管理风险带来的局限日益明显，近些年发展金融衍生产品的市场呼声不断，加快衍生产品市场的发展已成为市场经济深化的必然需求。

中国从90年开始国际收支出现双顺差的原因是什么？

国际收支双顺差是指经常项目顺差和资本项目顺差，在理论上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是互补的，所以不可能同时出现顺差，但在我国却出现了双顺差的现象

1、经常项目顺差，指进出口贸易、出口大于进口。

2、资本项目顺差，指入出境投资、外资流入大于本国资本输出。

双顺差的影响:

当国际收支顺差来自于大量实际资源的输出时，会制约一个国家长期的可持续发展；而国外投资的净流入，则增加了对远期利润、利息流出的资金需求，同时可能会对国内资金的利用产生一定的挤出效应；如果流入的资金中包含大量游资，很可能会对一个国家的金融稳定、经济安全带来威胁。另外，长期的国际收支顺差还可能招致伙伴国的经济对抗和制裁。

我国国际收支中货物贸易长期顺差的原因分析

内容提要 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顺差的扩大，既有主观因素的影响，也有客观因素的作用。从主观因素来看：一是我国处在特定的历史发展时期，生产力大幅提高，但消费需求有待进一步扩大；二是全球制造业向我国转移，形成了门类齐全、配套能力较强的制造业体系，对一般产品的进口需求减弱；三是我国政府推进出口行业发展壮大，扶持进口替代产业日趋成熟；四是国家为了保护相对较弱的行业，从而在关税壁垒方面进行一定程度上的贸易保护。从客观因素来看：一是世界经济增长势头良好，外部需求强劲，拉动我国出口增长;二是国内投资增长趋缓，国际市场石油等资源性产品价格上涨影响了进口，却带动了出口;三是一些发达国家对中国的技术出口多重限制，进一步扩大了中国贸易顺差;四是我国的人民币汇率被低估。

2005年上半年，我国国民经济较快发展，对外贸易快速增长，外国直接投资保持较大规模。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顺差673亿美元，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383亿美元，6月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为7110亿美元。上半年，经常项目顺差673亿美元，同比增长801%。经常项目顺差增加主要是因为货物贸易顺差大幅上升。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态势,按国际收支口径，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为6307亿美元，同比增长24%。其中，出口3425亿美元，进口2882亿美元，分别增长33%和14%；货物贸易顺差542亿美元，增长823%。

货物贸易进出口顺差的扩大，既有主观因素的影响，也有客观因素的作用。

从主观因素来看：

一是我国处在特定的历史发展时期，生产力大幅提高，但消费需求有待进一步扩大。

改革开放28年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平均达9.6%，有专家估计到2020年，还可以保持7%左右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之所以成为全球经济的领跑者，主要是由于改革开放大大激发了经济活力，解放了社会生产力 。改革开放犹如两条自动向前滑动的巨轮，带动中国生产力大幅提高的同时，推动着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但另一方面，生产力的大幅提高，并未引起我国消费需求的同步增长。由于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降低了社会平均消费倾向。从理论上说，不同收入阶层的消费倾向也不同，高收入者边际消费倾向较低，低收入者则较高。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二十年来居民收入差距逐渐拉大，收入分配的平均程度下降。然而提高居民收入，建立健全有效的社会保障体制，是消费长期稳定增长的根本保证。因此，提高居民收入特别是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缩小各阶层收入差距，可使全社会平均消费倾向提高，从而进一步扩大消费需求。

二是全球制造业向我国转移，形成了门类齐全、配套能力较强的制造业体系，对一般产品的进口需求减弱。

跨国公司将生产或服务的一部分搬到海外，人工成本更低廉，赋税更低，企业负担的其他成本也更低。这种跨国外包产生的影响之一，就是各国的比较优势格局发生重组，而且重组还出现了时间差，即劳动成本密集型生产和服务通常率先外包到劳动力成本较低的中国、印度等国。发达国家感受到压力，转而创造更高档次的产品或服务，以期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和新的出口优势。但这一过程往往滞后一段时间，从而形成了时间差，在这一阶段，贸易不平衡会扩大。而国内形成了以外资企业为主的加工贸易基地，且供应链不断延长，附加值不断提高。而外国直接投资在中国生产和销售的大幅增加部分替代了中国的进口，形成了门类齐全、配套能力较强的制造业体系，减弱了对一般产品的进口需求。中国市场上外国品牌、外国设计的产品非常多，但其中相当一部分已转为由外国直接投资在中国生产。

三是我国政府推进出口行业发展壮大，扶持进口替代产业日趋成熟。

当前巨大的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的顺差也和中国现有的外资、外贸政策有关。中国现有的外贸、外资政策的基本框架形成于改革开放初期，1980年初中国是一个既缺资金又缺外汇的典型“双缺口”发展中经济。为了多赚外汇，克服外汇缺口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限制，1985年开始中国政府采取了出口退税等政策以鼓励出口。在这些政策的刺激下，中国对外贸易增长非常快，1978-2005年间年均增长高达17%，为世界同期贸易增长率8%的2倍多，27年间对外贸易增加了68倍。另一方面，中国政府扶持国内的公司提升产业结构，进而导致大量的进口替代。进口替代型产业是我国政府产业政策的扶持方向，虽然我国制造业科技基础一直很薄弱，且产业升级的过程充满艰巨性和长期性，但通过进口替代不断实现局部升级将是一个长期现象，积极产业政策对此的支持不是短期性的，可以在较长时期内带来“产业政策红利效应”。最近，随着在华的外国公司,尤其是电子产业领域,越来越多地向国内供应商采购部件，产生了大量的进口替代。

四是国家为了保护某些相对较弱的行业，从而对其在关税壁垒方面进行一定程度上的贸易保护。

国家为了保护某些相对较弱的行业，诸如保险、汽车等行业，能够在入世后有一个更为有力国内外的竞争条件，从而对其在关税壁垒方面进行一定程度上的贸易保护。这使得国外的同类型产业，在国内失去了竞争力，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我国的进口需求。但2005年后许多行业和产业的保护政策将逐步取消，一些弱势产业的竞争力在近几年并没有得到根本加强，如农业，一些相对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如家电、纺织等，则面临如何开拓国际市场、提高产品核心竞争力、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等问题。

从客观因素来看：

一是世界经济增长势头良好，外部需求强劲，拉动我国出口增长。

从国际看，世界经济稳步增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05年全球经济增长4.3%，仍维持较高水平；国际市场以石油为主的能源和原材料价格受需求和投机双重因素的作用，仍将继续高位运行；美联储为抑制石油价格上涨和国内通货膨胀压力，继续采取趋紧的货币政策，小步快走地升息，全球经济有进入加息周期的可能性。从国内看，下半年国内经济仍将保持较快增长势头，国家将进一步改善宏观调控，巩固宏观调控的成果，着力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加快发展资本市场，稳步推进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尽管面临一定通货膨胀压力，但总体上处于可控范围，本外币负利差可能扩大。综合上述因素的影响，内外部需求都将有进一步强劲的增长，不仅拉动了出口的增长，而且可能减少部分进口需求。

二是国内投资增长趋缓，国际市场石油等资源性产品价格上涨影响了进口，却带动了出口。

2005年上半年中国投资的特点是：第一产业投资增速加快，二、三产业投资增速放缓；重点行业投资增速继续趋缓；各种注册类型投资增速继续回落；东、西部地区投资小幅回落，中部地区投资略有上升；国内贷款的资金来源小幅回落，自筹资金增速略有上升；新开工项目继续增长，但当月新开工项目较上月有所减少；房地产投资增速略有上升。尽管国际石油成本居高不下，但中国政府却限制了主要石油产品零售价格的上涨。这样，油价只是对中国的石油公司造成了冲击。石油公司为了应对油价上涨，就减少了向国内市场的石油供给，转而选择出口更多的精练石油产品。同时，中国政府又鼓励这些石油公司减少石油进口。于是，2005年1月至7月份，中国的原油进口量仅增加6%，而精练石油产品的出口量却飙升了46%。

三是一些发达国家对中国的技术出口多重限制，进一步扩大了中国贸易顺差。

按照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上的自由贸易原则，中国主要对海外原材料产品和技术密集型产品进口需求较大。但一些发达国家以国家安全等为借口，对本国企业向中国出口高新技术设备施加种种限制。巴黎统筹委员会解散后，某些国家对华出口的管制政策不但没有放松，反而加强，这自然会加大双边贸易不平衡。早先西方发达国家主要是为了遏制中国军力发展，限制主要针对的是军事技术和产品，富有冷战色彩。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增强，西方发达国家对华出口限制出现了军事与高科技并重的变化，西方发达国家更多地从国家竞争的战略高度来看待对华出口，通过种种管制手段来确保其国家实力的领先。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发达国家有关出口管制部门，在对华高技术出口和项目合作方面实行的严格管制措施，也是我国货物贸易顺差扩大的重要原因。

四是我国的人民币汇率被低估。

1994年以后我国贸易收支出现连年顺差，与1994年汇率并轨，人民币贬值刺激了出口有很大的关系，但以后几年人民币名义汇率基本没有发生变化，而实际有效汇率还有升值的趋势，却仍然保持了贸易顺差。虽然关于人民币升值与货物贸易顺差之间有无实际联系一直众说纷纭，但低汇率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我国在货物贸易出口方面的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