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青铜错金价值-错金银青铜有流铜鼎

1.错金带钩是什么？有什么用途？

2.什么是铭文？

3.中国古代青铜冶铸技术的青铜器的装饰技巧

4.洛阳博物馆的馆藏精品

错金带钩是什么？有什么用途？

一、带钩的用途

带钩，一言以蔽之，就是古人所系腰带的挂钩。古代带钩首先是实用品，主要用来结带之用。有关带钩是实用品的文字和实物，历史上都有大量记载，在大量古墓挖掘中也得到印证。战国时期，秦军作战的策略首先是消灭敌人，然后是保存自己。所以军人装备尽量做到轻装简行。当时士兵下身不穿铠甲，凡是不利行军打仗的装饰一律不带，带钩是必备必用之物，常挂于腰间。1995年陕西省咸阳市新建石油钢管厂，征地90亩，挖出秦代坟墓500座。出土了大量装遗骨的大型陶罐和众多精美的错金错银的带钩。据专家分析，这是埋葬战死秦军的墓葬群。秦军将士死后，经过两千多年的侵蚀，只留下身上唯一遗物铜鎏金带钩和盛殓他们遗骸的大型陶罐。将士阵亡后，带钩一般都被系在主人腰间随葬，可谓跟随主人寸步不离。这充分印证了带钩是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实用品。

前些年，在陕西汉阳陵汉景帝的陵墓中出土了大量仅有两厘米长的小型带钩，在一座墓葬中出土数量如此之大、体型之小的铜带钩，在其他墓葬中还没有出现过，让人百思不得其解。后来，考古人员从同时出土的大量无臂陶俑身上找到了答案：这些陶俑当年身穿鲜艳丝绸衣裳，随着岁月流逝，木制手臂和丝织衣裳已荡然无存，只剩下赤条条的陶身。据此推断，原先每个陶俑身上应该都有一个系腰带的小带钩，衣裳木臂腐烂，带钩脱落俑体，但实物保存至今。这又一次证明带钩是人们的生活必需品。

另外，有一些带钩，其纽本身就是一个印章，这种带钩也叫带钩印，一物两用，既是带饰，又是印章，带在身上十分方便，真是一举两得。1979年，河南固始县侯古堆一号墓出土一枚玉带钩，长仅2.1厘米，钩首如鸭头状，钩身遍琢蟠虺纹、涡纹和S型纹。类似带钩在陕西省凤翔县高庄春秋晚期秦公一号大墓殉葬坑中，以及山东临淄故城春秋晚期大墓的殉葬坑中均有发现。此类小型玉带钩已与战国时流行的玉带钩十分接近，主要是用来挂小型物品用的襟钩。在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丙午带钩”。兽首钩、圆钮，钩身作怪兽抱鱼状，通身错金银，嵌松石装饰。背面有铭文：“丙午钩，手抱白鱼中宫珠，位至宫侯。”此带钩造型颇为奇特，兽形象怪异，装饰华美，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这种带钩既具实用性，又是礼品，也可作为纪念品，也是一钩多用。

笔者还见过一件精致的鎏金带钩，是虎符形，中间对称分开，合缝处有一销钉，这大概是用来调兵遣将的兵符，也可能是男女之间的一种信物凭证，仍有待考证。　　

二、 带钩的用材

带钩的用料涉及范围很广。纯金带钩在战国就有了，一般体型不大，做工精细，有些上面镶嵌绿松石，但数量较少，秦以后很少见到。

纯银带钩较纯金带钩数量要大，品种也多。特别在春秋战国时期，许多错金、包金、镶嵌玉和绿松石的珍贵带钩都是在银带钩上加工的。纯银带钩到了唐代还继续使用，不过风格大不相同，钩首成球状，钩体成片状，上錾庄珍珠底，雕刻宝相花，完全是唐代金银器的风韵。　　　　　

铜带钩是带钩的主体，绝大多数带钩用料是铜，带钩用铜，分为青铜、红铜两种。素面带钩，各种造型各异的带钩都用青铜，因为青铜有熔点低、硬度高的优点。而红铜软，所以错金错银、镶嵌绿松石的带钩一般用红铜。因红铜软，可塑性好。有些带钩是青铜，但上面镶嵌红铜，构成各种美丽的图案。

铁带钩主要出现在战国，一般都错金错银或者包金。但铁带钩一般比铜带钩锈蚀严重，品相不佳，保存十分困难。因为铁带钩见潮容易生锈，底子也会泛起，变成豆渣状，所以要绝对密封，要加干燥剂，不然在很短时间内铁带钩就会变成铁沫子。

良渚时期就出现了玉制带钩。从西周到宋元明清，玉制带钩几乎与中国玉器是同步发展的。所以说在带钩这个群体中，玉带钩数量最大，品种最多，流传时间最长。玉带钩用料很杂，有南田玉、南阳玉、岫岩玉，但主要是以新疆和田白玉、青白玉为主。　　

除上述材料外，带钩用料还有翡翠、玛瑙、水晶、绿松石、琉璃、瓷器、象牙、骨、碧玺、紫檀木等。带钩到了清代已成为观赏品、把玩件。在清代宫廷里就保存有一大批成品和半成品的珐琅瓷带钩。笔者曾见友人收藏有一件乾隆官窖瓷带钩。带钩白瓷，龙首，钩身上绘制了一条金龙，钮上有“大清乾隆年制”六字款。精致、素雅、高贵。

三、带钩的造型

带钩既是实用物又是高贵的装饰品，所以造型千姿百态。尽管良渚文化时期、商周时期都有带钩出土，但带钩大量使用主要是在战国秦汉。

战国秦汉玉带钩主要有四种：一、琵琶形短钩，背面较平，有一个圆形钮，钮上有涡纹，钩头细小，呈鸟头或兽头型，钩腹上凸，多饰小云纹。二、长形扁担钩，钩身较长，截面扁方，微上凸，似扁担，钩头略细，琢作兽头型。耳、鼻、眼、嘴刻画细致。三、方柱形短钩，钩较短，钩身似方柱，呈腹部上凸的弧状，向钩头方向逐渐变细变窄，钩首为兽头式，造型简炼，整体呈方形，钩身多光素，无纹饰。颈部或有凸起的横线装饰。四、宽腹带钩，钩身短而宽，钩腹整体似为方形，局部带有镂雕。　　

明清时期的玉带钩，大都是琵琶形、如意形，钩首有龙有凤，有鸟有兽，钩身上常常有圆雕镂空各种奇异的怪兽，或镶嵌各种宝石。由于这一时期带钩的实用性已经退化，主要以把玩观赏为主，所以选料考究，体型厚重，钩头精雕细刻，十分繁琐。钩身上常常镂雕螭龙、异兽，十分生动。这一时期，由带钩演变出来的带扣大量出现。带扣一般钩身较短且宽，有方有圆，上面圆雕镂空螭龙或素面。一半带钩，一半带环，两面对称，各带一钮。同时利用巧雕，在钩身巧雕出各种动物的精美造型。

金属带钩主要以铜带钩为主，出现在春秋战国到秦汉。铜带钩造型可分为两大体系：一是以中原为主，形状基本上以琵琶形、∽形为主，钩首为龙，钩体鎏金鎏银，错金错银，构成各种精美图案，有些还在钩身雕刻各种图案、浮雕、镶嵌宝石、松石、玉，使带钩更显珍贵。另一个系列就是内蒙、河北、辽宁一带的带钩，这类带钩特别注重造型，内容丰富多彩。这类带钩造型奇特，钩身有虎龙狮豹，有牛羊马犬，飞禽走兽，昆虫，飞蝶，水禽，也有人物造像，乐器、兵器、工具，双人舞蹈，二人抚琴，人物摔跤，真是包罗万象。

四、带钩的工艺

带钩既是实用品，又是装饰物，所以选材造型、工艺十分考究。带钩的用料十分丰富，有金、银、铜、铁、玉、翠、玛瑙、骨木牙雕、瓷石琉璃等多种多样，审美、收藏的价值都很高。带钩的制作、工艺十分考究，也十分复杂。概括起来有铸造、锻造、焊接、模锻、鎏金鎏银、错金错银、包金包银、雕刻、镶嵌、彩绘。一件精美的带钩，要用十几种材料，几十道工序，十几种工艺才能完成。玉器的各种加工工艺在带钩中都有反映。青铜器中鎏金鎏银、错金错银、镶嵌錾刻、木刻牙雕等工艺在带钩制造中都有运用。有些复杂的带钩还采用失腊法铸造。以下试以实物举例示之。

友人曾收有一件错金、包金镶嵌绿松石的纯银带钩，长20厘米，体圆柱形，错金，钩首全包金，通体镶满近千片鱼鳞状绿松石，每片松石直径不到0.1厘米，鱼鳞状，每片松石都用金叶包起来。精致华丽，美观高雅。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近千片鱼鳞状小绿松石片是怎样加工制造出来的呢？另，当年的工匠是如何保证每片松石大小形状一致，又采用什么手段测量的呢？要知道，即使是在科技发达、机械加工手段十分高超的今天，要加工出那样细小、包金、形状大小完全一样的鱼鳞状绿松石片，也是十分困难的。

有一件二虎吞牛铜带钩，青铜铸造，钩体镂空，两只老虎中间夹一牛头，上镶松石，老虎张口凶残，牛瞪双眼，十分生动。带钩还带有70厘米长的封闭式的链条，链条是由40个无缝铜环组成，铜环直径10毫米。铜环与铜环之间由可以活动的铜销绞接，铜销上有两孔，环从孔中穿过，铜销模锻成形，因为铜环、铜销都是单个加工而成，因而制造十分复杂。　　

另有一件战国玉带饰，长95厘米，除带扣外，还有13块雕有各种动物镂空图案的带板，带板与带板之间是由12个活动玉环连接起来，玉环上阴刻精细花纹。带扣一对、13个带板、12个玉环，总共27件，完全由一整块青白玉雕刻而成，真是巧夺天工。另外，笔者还见过一件虎吞蝉汉代铜带钩。带钩通体鎏金，铜蝉造型生动，两只半张半合的翅膀薄薄鎏了一层银粉，使人感到薄如面纱，质感特强，十分逼真。蝉尾被一只凶恶的老虎吞在口中，老虎双爪抓住蝉的双翅，虎头特大，虎尾就是带钩钩首，整体造型生动，制作精良，富有动感。 五、带钩收藏的升值潜力 带钩所具有的深厚的文化艺术价值以及其小巧价廉的特性是导致其收藏热不断升温的重要原因，但在此类表象问题之下，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古代带钩的自身用途属性决定了保存完好的存世带钩越来越少，这也是其在市场上紧俏的一个核心因素。　　

为何完好的存世带钩寥寥呢，专家在做了大量的分析论正后找到了一些原因。绝大多数战国玉器都是和田玉制品。即使战国末年的玉制品，距今也在2200年以上了。由于长期埋在地下，受地土和殉葬物的侵蚀，器表大都出现土蚀和玉质蜕变。有些侵蚀严重的形成鸡骨白。在一些等级高的大型陵墓墓葬中，由于条件较好，加上位于地土高爽干燥环境之中，虽然玉器久埋地下，侵蚀轻微，玉器反而宛然若新。但是玉带钩却是个例外，由于其通常都处于墓主人的贴身之处，尽管受外部环境影响不大，但受人体腐烂后的侵蚀极为严重，而其他陪葬的玉器都在墓主人棺椁之外，远离人体，因而受蚀不重，这就是在同一墓葬中其他玉器得以完好存世，而玉带钩却受侵蚀严重的原因所在。

完好的带钩难于存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古代，铜带钩就是古人用来扣结束腰革带用的铜钩。用它扣接束腰革带，可松可紧，既容易结紧，又便于解开，可随意调节松紧，十分方便。如同过去北方农民用的裤腰带，接紧后总要打个活结，便于随时打开。在农村，当人去世之后，腰间裤腰带结上之后不用再打开，只要打个死结就行了。不仅如此，凡是随葬品与墓主人有关的带子都打成死结，以防脱开。而铜带钩就是用于扣束腰带之用。当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希望带钩结紧，松开腰带都十分方便。而当主人去世之后，带钩扣在带饰上，穿衣、入棺、乘车、下葬等移动过程中，很容易脱落。当人去世之后，为了防止带钩脱落，就人为地把带钩钩头砸死。带钩系在身上，把钩头砸死，不好操作，难于掌握，往往不是钩头砸裂，就是把钩头砸断，所以出土的铜带钩没有钩首，或者钩首断裂。收藏者在市场上如果仔细观察就会发现，绝大部分钩首上面都有榔头砸的痕迹。

尽管品相完好的带钩数量有限，精品更是难得，但是长期以来，收藏带钩的人为数不多，对带钩研究不够，国内也鲜见有关带钩的专著，因而市场价位总体并不高，与其实际艺术收藏价值尚有一定的落差，从而为带钩的升值提供了很大的上涨空间。仍以玉带钩为例。玉带钩发展一般分为三个时期。早期是战国和汉代；第二个时期是宋代到明中期；第三时期是明中期到清代。目前市场上以元明清三代玉带钩为多见，并屡屡拍出高价。2001年12月，在北京翰海拍卖会上，一组五件清代白玉龙首带钩拍出6万6千元，时隔三年，到了2003年，仍然在北京翰海拍卖会上，一件估价7千元的明代玉羊首带钩以6.2万元成交，高出估价数倍。在国外，一件战国白玉带钩曾拍出120万元高价。金属带钩也分为三个阶段，战国—秦；秦—汉；汉—南北朝。当前战国铜带钩，素面、品相一般、体小者，一般1000元~3000元，有工、有花纹，5000元~10000元一件，有花纹、镶松石，3万元~5万元一件，品相好的精品十万一件。在中国博物馆、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都有不少带钩属一、二级文物。

在北京潘家园古玩市场，铜带钩、玉带钩数量不少，有些还是精品，在全国各地古玩市场也常有令人心动的带钩。一件腐蚀严重、品相很差的骨带钩，前几年市场售价不到1000元，2007年曾卖到3万元。总之，带钩文化含量很深，升值空间很大。今后将日益成为收藏投资热点。

六、有关带钩防伪 带钩引起大家兴趣的时间较短，所以上世纪90年代之前，市场上基本上没有仿品、赝品。90年代以后，市场上才开始出现伪品。带钩基本上分为两大类，一是以铜带钩为主的金属类带钩；二是以玉带钩为代表的非金属类。所以作假与防伪都是围绕着玉带钩、铜带钩进行的。

前几年，在市场上还能见到仿战国、仿汉代的玉带钩。玉带钩防伪断代与一般玉器防伪断代办法是一致的。近几年，随着玉料大幅度升值，特别是和田玉料价格飞涨，用新玉作旧作伪的玉带钩已经少见了。　　

另外，一般素面铜带钩市场价位不高，所以作伪者粗制滥造，稍有收藏经验的人都能识别真假。铜带钩作伪最多的是老体新工。所谓老体新工，就是老的素面青铜带钩上错金、错银、镶嵌绿松石。

在老体上错金错银，首先要在老素面带钩上划线、设计图案。按照图案线条刻画沟槽。为了不破坏老体外面皮壳，一般沟槽加工就十分粗糙，线条不直，圆弧过渡不大自然，沟槽宽窄不一，所以错金错银线条不够流畅自然。另外，古代错金错银用料都是金叶银叶，而作假者为了降低成本，用金粉、银粉加强酸浇铸而成，因而线条宽窄不一，图案不甚规整。用金片、银片错的圆形或宽带图案，用放大镜可以看到错金错银图案断面如同一卷纸的断面一样，有一圈一圈的条纹，用金粉浇铸没有一圈一圈的条纹。有些作伪者错金错银不用金叶银叶，而用铜叶、铝叶代替，因而错出的图案死板，没有光泽，灰暗，更没有皮壳，因而一看一目了然。　　

另外，有些原来镶嵌绿松石的带钩，因年久腐蚀，松石全部脱落，作伪者为了卖高价，自制绿松石片补上，以新充旧，粗看跟原装的一样，真假难辨。古代带钩上面镶嵌的绿松石，按照图案贴好之后，都是整体打磨，因而铜带钩钩体本身与错金错银片和每片绿松石最后都在一个平面或弧面上。而作伪者把绿松石补上之后，因怕破坏钩体与错金片的皮壳，一般不再打磨，因而新贴的松石互相凸凹不平，与原带钩钩体也不在一个平面上。同时，因贴上去的绿松石是一片片分头打磨贴上去的，在灯光下可以看出每片绿松石打磨的痕迹都不是一个方向，而是像用芦苇编的席子一样，每片松石打磨的痕迹各不相同，松石表面也没有皮壳。 七、给带钩初藏者的几点建议

带钩收藏刚刚起步，有关专门介绍带钩的专著，国内还没有出版过一本。台湾收藏家王度出版了一本《带饰三千年》，专门写的是带钩和带扣，但该书仅请专家写了序，其他都是，共600多张。汉以前铜带钩只有一部分，且精品不多。其中还有一些铜带钩，是在老体上错金错银的冒牌货。由此可见，专门研究带钩的学者不多，有关带钩书籍更缺，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就更谈不上了。　　

收藏的关键是鉴赏，是鉴别真伪，是识货。为了避免上当受骗，就得学习。目前尽管有带钩的专业知识的书籍很少，但是带钩基本上以铜带钩与玉带钩为主，而有关鉴赏青铜器、鉴赏玉器的出版物不少。只要有了鉴赏铜器和玉器的知识，则鉴别收藏带钩也就不困难了。　　

收藏带钩除向书本学习外，关键得实践。看实物，多实战。目前国内馆藏带钩最多的要属上海博物馆和国家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河南博物院也有少量藏品。国外博物馆中国带钩馆藏最多的要数法国巴黎吉美博物馆。在日本东京、台湾台北、香港北环荷里活市玩商店或古董市场也能见到带钩实物。国内，在北京潘家园市场、古玩城各古玩店、上海城隍庙古玩市场、西安小东门古玩市场，朱雀路西安古玩城、河南郑州古玩城也能零零星星见到各式各样的带钩。看的实物多了，就有了感性认识，就会少吃亏，少上当，少交学费。

当然，收藏带钩除了看实物，勤实践外，还要玩赝品，看伪品。因为现在作伪的人，已经不是那些偷鸡摸狗之辈了，都是“大内高手”，甚至有些就是专家、教授、研究员。“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他们完全按照真品，采用高科技手段仿造，不仅外观尺寸与真品一样，就连化学成分、材料工艺都是一致的，一般人很难识破他们的作伪伎俩的。现在作假、售假已成为一个行业，在古玩行里，最新市场上出现了什么假货，这批货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出自哪位“大师”之手，行里人都清清楚楚。有些古玩店，就是这些赝品的经销点，有些古董商就是这些赝品的推销员。如果在市场见到几件完全一样的东西，就要特别小心，有可能就是仿品。“有比较才有鉴别”，只有对真品、假货都有了深刻了解，才能准确辨别真伪，买到真货。

带钩材料很杂，品种很多，搞带钩收藏切不可见到就收，而是应坚持少而精的原则。收藏带钩重点应放在：一、材质好。特别是和田玉带钩，金银等贵重金属带钩。二、工艺精。错金错银、金镶玉、镶嵌宝石。三、造型奇。特别是有人物、动物造型。四、文化含量高，有文字，有特别标记，与著名人士、历史事件有关联的带钩。五，与带钩有关的带扣、带板和带饰精品。六，有高科技含量的带钩。　　

以上是笔者关于带钩收藏与研究一些心得体会，希望能为带钩初藏者提供一些助益。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目前，有关带钩的研究成果仍然很少，有待我们进一步去研究，去探索。

什么是铭文？

铭文

是指在金属铸器，如鼎，钟等上以或突起或凹陷的形式铸造或刻制的文字。或硬币、勋章、奖章、纪念章、印章、器物上的文辞。

错金铭文是指用错金工艺(错金工艺指在器物表面刻出沟槽，以同样宽度的金线、金丝、金片等按纹样镶嵌其中随后磨光表面的工艺)在铸器表面制作的铭文。

青铜器铭文，又称金文、钟鼎文。它是远古历史最早、最完备、最有说服力的记述，是最具魅力的符号语言。比之同时期的甲骨文字，有着更多的有意味的创作特性，而且可以凭藉精湛的铸造技术，使优秀的青铜器文字在相当程度上表现出笔意来。商代青铜器上的文字很简单，少则如图像化的族徽，多也不过百十来字。西周的文字无论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了飞跃，著名的《毛公鼎铭》、《虢季子白盘铭》、《大盂鼎铭》和《散氏盘铭》被称为青铜器铭文中的“四大国宝”。

印章上或别的器物上所刻或所铸的凹下的铭文，叫阴文。而凹上的叫阳文。印章上的阴文也叫做白文。

西周时期铭文

由于西周铜器断代研究已进行得比较深入，所以西周金文在整个西周时期各个阶段的面貌即大致得以明朗。鉴于青铜器铭文的发展阶段与主要依据形制、纹饰进行的铜器分期似并不完全同步，同时也为了使对西周金文所发生的阶段性变化在时间上有个较清晰的印象，其下以西周早、中、晚三期为序来概述青铜器发展、演化情况。虽然在一定时期内，青铜器铭文会有某些共同流行的，带时代性的风格。然而这并不能排斥铭文风格上有某些不合主流的个性的体现，因为当时书写铭文的作者在风格上未必皆雷同，所以，以下对各阶段铭文特征的介绍，就只是泛泛而谈。

西周早期金文可分两个阶段来概述：第一阶段，主要是武王、成王时期，但康王时期(约偏早)仍有部分器铭具有本阶段特点。在内容上，仍存在较多的字数很少的族氏铭文及其与先祖曰名组合的铭文。铭有此类铭文的铜器，多数当属于商亡国后臣服于周人的商朝遗民。但自此阶段开始，长篇与较长篇的铭文已多了起来，内容关系到许多西周初期的重要史实及当时的官制，军制等。从总体上看，此阶段金文扔保留了不少商晚期金文的持点。首先是布局不够规整，依然是竖成行而横不成排。字形大小仍不均匀。象形性还较强。书写气势亦较豪放 ，笔画较浑厚、凝重，有的笔画中间粗肥，而首尾出尖，笔捺皆有波折。所有这些均与商金文近同。上述特征可从武王时期的利簋与成王时期的保卣、甗侯鼎及康王时期(约偏早)的作册大方鼎的铭文中得知。

第二阶段，康、昭王时期。此阶段铭文多为较长篇或长篇，内容范围与第一阶段较长铭文相近似，亦多关系当时的战争、政治、封赐等重要史实。族氏铭文已少见。与第一阶段铭文不同的是，多数铭文排列较第一阶段规整，不仅竖成行，而且横也成排。但仍有部分铭文由于每竖行字数与字的大小未能一律，在总体较整齐的情况下显出个别的不整齐。此阶段铭文有两种字体形式。 其一：字体笔画仍显浑厚，还有明显的波折，部分笔面仍作中间粗两头尖形。如康王廿三年之大盂鼎铭文。 其二：字形一改过去较浑厚、豪放的书风而为规整、拘谨。多数字笔画均匀，但仍有一些字点画上作粗肥笔，如天字上一笔，王字下一横，才（在）字横画与竖笔交接处等皆是，此外有的字右边捺笔仍有波折。此种形式的铭文大致出现于昭王时期，如御正卫簋与启卣铭。 以上两种字形属于本阶段之主流。但本阶段铭文另有一种较松散的形式，每竖列字数基本相同，但因其字大小不一，横排基本上不齐整，字形亦有波折，似仍具第一阶段遗风。惟笔划较细，且多圆笔。

本期金文中记录周王于宫廷进行册命之礼的铭文始出现，并渐成套子。“子子孙孙万年永宝用”之类文辞始流行。本期只有极少数铭文后铭有族氏名号。字体形式则大致可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主要是穆王时期，共王时期部分器铭仍有此阶段特征。铭文基本上沿袭以上所述昭王时期出现的那种小而规整、拘谨的字型，总体显现出一种整洁的风貌。文字的象形性己甚弱，表现人体的字多不再作下跪状而下肢向下伸展。 第二阶段，共王至懿王时。部分器铭于铭文布局之规整程度及字形结体上尚留有上一阶段的一些特征，但笔道 已粗细一致，进一步向线条化方向发展，波折与粗肥笔画皆已不存在，这显然是为了使书写更加便利。而在字形上也相对上一阶段拘谨的形式有所变化，显得较宽松，此种风格的铭文可见于共王时的墙盘铭文。本阶段另有一些器铭风格较别致，布局上均比较散漫，虽已无波折与肥笔，但字体比较开扩、敦厚。 由上述可知，本期第二阶段的铭文亦存在规整与粗犷两种风格，而以前者为主流。但在本期末叶约孝王时，又已出现西周晚期金文的形式了。

本期在时间上即指夷王至幽王时期。本期有较多长篇铭文，内容多为套子化的廷礼册命。有关战争、土地狱讼 等方面内容亦较多见。宣王时出现最长的西周金文毛公鼎铭，长达四百九十九字的铭文，记宣王对毛公之诰命。此外，本期铭文末尾多有套辞，盛行“万年无疆”之类辞句。特别是本期还有许多器铭属于韵文，亦是非常有特色的。本期铭文布局工整规范，横成排，竖成列，在少数器铭拓本上可看到清楚的长方格，表明当时在制范时是采用先画格后按格作字的。本期字形特征较明显：一是普遍作长方形，字形大小相近同；二是笔道绝大多数为细劲均匀的线条，仅个别字，如“天”字上一横，“旦”字下一横仍有作圆点状的，“丁”字仍多写成圆点。此种金文字体旧或称为“玉箸体”。由于字形典雅，行列整齐，所以本期铭文总体上显得庄重、肃穆。如上文所言，此种“玉箸体”实源起于中期末叶，但在本期才盛行。如：夷王时的史颂鼎铭文，夷王或厉王时期的大克鼎铭文等等。

魔兽世界

铭文：

铭文学是专业技能之一，可制造出雕纹、副手物品、各种等级属性卷轴、传送卷轴、套卡、还有附魔卷轴等，制作出的雕纹可以镶在身上，他和插在装备上的宝石类似，不过一个是增强属性一个是增强技能。

雕文分为初阶和极效两种雕文，每个人物有初阶与极效各三个插孔。15级的时候开启雕文系统并开放初阶极效各一个插孔，其他插孔呈锁定状态，必须等达到相应的等级才能开启。铭文还可以做卷轴，还能做能让附魔附在上面拿去AH卖的卷轴（就是使用后附在上面的附魔就会附到你装备上），学铭文的人还能多一个大槽（现在已经取消了）

中国古代青铜冶铸技术的青铜器的装饰技巧

今天我们所说的青铜器错金、错银之称，古代叫金错、银错。如西汉桓宽的《盐铁论·散不足》记载：“金错蜀杯。”又如《汉书·食货志》记载：“错刀以黄金错其文。”西汉张衡《四愁诗》：“美人赠我金错刀，何以报之英琼瑶。”秦汉古籍所记古代金银错器物也都是称为金错、银错或金银错，所以本文在论述古代青铜金银错工艺时也遵循古称。简单来说，金银错工艺是我国古代在青铜器上刻画金银图案纹饰的方法。

战国中期·错金银马首辕饰

金银错工艺是我国青铜时代一项精细工艺。现代的考古资料证明，它出现得比其他工艺更晚，在青铜工艺发展了1000多年以后，也就是春秋中晚期才被人们所接受和重视，是我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战国、两汉时期，金银错青铜器已被广泛应用于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目前考古工作者所发现的金银错青铜器已数以千计。我国古代在青铜器上做金银错图案纹饰的方法主要有两种：

1.镶嵌法

我国古代金银错青铜器，有相当一部分采用镶嵌的装饰方法，又叫镂金装饰法。其制作过程分四个环节：第一步是做事先刻好凹槽的母范，先刻好凹槽的目的是以便器铸成后，在其内嵌金银。第二步是錾槽，也就是凹槽在整个的铜器铸成之后，还需要加工錾凿出更加精致细微的纹饰。这种做法也叫做刻镂、镂金，即青铜工匠们在器物表面用墨笔绘成纹样图案来錾刻浅槽。第三步是镶嵌，即把金丝或金片镶嵌在刻镂好的凹槽中。第四步是磨错，镶嵌后的青铜器表面还不够光洁平整，为了使金丝或金片与铜器表面自然平滑，就必须用错石磨错，起到严丝合缝和美观的作用。

2.涂画法

汉时人们对“错”字的解释为“错，金涂也”，由此大家不难看出来，当时涂画法已经代替了镶嵌法成为金银错的主要装饰手法。其实不止在汉代，战国和秦朝的金银错铜器中也有很多是用这种“金银涂”方法制成的。有不少被考古和文物专家称颂的精美金银错青铜器，金银错纹饰脱落的地方，没有任何凹痕，由此可以明显地看出这种金银错纹饰不是嵌上去的，而是涂上去的。如1987年河北省平山县中山王墓出土的金银错虎吞鹿器座，是件举世公认的金银错代表作品。唯一美中不足的地方是器物上虎尾部分的金错纹饰脱落了一小块，而脱落处没有丝毫凹痕，因此是用“涂画法”完成的。又如现收藏于美国沙可乐美术馆的鸟纹壶，也是一件公认的使用“涂画法”的金银错青铜器精品。

我国古代金银错的装饰题材和内容，主要有下面几种：铭文、几何纹图案、动物纹、狩猎纹，以及各种动物造型青铜器上的眼、眉、鼻、嘴、爪、毛、羽等纹饰。春秋后期开始的青铜兵器上也广泛地使用了金银错工艺，主要是金错铭文，字体以鸟篆文最多见。剑上的金错铭文，一般在剑面上，个别错在剑脊上。 中国青铜兵器发展到东周时期，出于诸侯争霸的需要，兵器的形制和制作技术获得重大进步。同时，王公贵族的佩剑之风亦促使了青铜兵器的装饰技术获得重大发展，在青铜兵器上出现了剑首同心圆、错金银、鎏金、镶嵌宝石、亮斑、虎皮斑、精细透雕、火焰纹、菱形纹等多种装饰技术和纹饰，同时还出现了复合金属铸造工艺和表面合金化技术。所谓复合金属铸造工艺，它是不同于二次铸造或三次铸造的一种新工艺，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合金冶炼技术方面的重要创造，其工艺过程大致是先浇铸含铜量高的剑脊，然后再浇铸含锡量高的剑刃。因为铜的熔点高于锡，按熔点高低依次浇铸，既不会使先浇铸部分熔掉，又可将两部分复合为一体，使剑刚柔相济，既坚韧有加又锋利无比。表面合金化，则是一种通过扩散改变基体金属表面层的成分和组织的材料保护技术。在现代机械制造中主要应用铝、铬、硅、钒、锌等表面合金化层或渗层等技术在基体表面形成一种保护层，防止基体金属被腐蚀的一种技术。

被誉为“中国古代兵器之王”的越王勾践剑，于1965年12月出土于湖北望山一号楚墓，出土时插在木质剑鞘里，出鞘时寒光四射，耀人眼目，锋利无比，令人赞叹不已。越王勾践剑就是一把采用复合金属铸造工艺制作的青铜剑，它的主要成分有铜、锡以及少量的铝、铁、镍、硫组成的青铜合金。而剑刃的精磨技艺水平可同现代在精密磨床上生产出的产品相媲美。由于其剑身的各个部位作用不同，使铜和锡的比例也不一样。剑脊含铜较多，能使青铜剑韧性良好，不易折断；而刃部含锡量高，硬度大，则会使青铜剑更为锋利。此外，这把剑的含铜量约为80%-83%、含锡量约为16%-17%，还有少量的铅和铁，这可能是原料中本来就含有的杂质。

此外，考古学家还证明在湖北地区出土的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剑，像越王勾践剑这样千古不锈、湛亮如新的还有多把；但奇怪的是，与青铜剑相比，钢铁剑却更容易锈蚀。迄今出土的、比越王勾践剑时代晚上几百年的西汉铁剑，全部是锈迹斑斑的。越王勾践剑在地下埋藏了2000多年为什么没有生锈呢？专业人士通过对东周时期一块菱形纹饰剑残段进行分析测试发现：在剑的表面规则地分布着一层厚几十微米的细晶层，该层的成分和组织与基体完全不同，有较好的耐蚀性，能保护基体不受腐蚀。据此，经过工艺筛选，模拟古代可能有的工艺——膏剂涂覆法，成功地复制出了有细晶区的菱形纹饰剑，并参照埋藏条件作加速腐蚀试验，使菱形纹饰由黄白相间变成与古剑相似的黑灰相间的色泽，其成分、结构等亦与古物相似，从而不仅解开了“千古不锈”之谜，同时这也表明我国早在约2500年前已经掌握了一种特殊而精湛的表面合金化技术，使得青铜器表面既产生装饰效果，又具备防腐蚀功能。 一，长信宫灯结构工艺

利用水过滤方法环保效果

二，西周虎卣材料工艺

虎食人卣提梁是黄金制造，是铜包金，利用黄金柔软，延伸性好，拌开提梁而不会断裂。

三，剑韧与剑梁锡铜不同配比工艺

古代兵器剑是非常重要的，剑梁的锡含量少，保持一定的韧性，剑韧锡含量高保持硬度，，，。

洛阳博物馆的馆藏精品

洛阳博物馆集中收藏有洛阳地区出土的上自史前，下迄明清时期的各类珍贵文物，尤以夏商周三代青铜礼器、汉唐陶俑、唐三彩和宋代瓷器等，藏品数量较大，种类丰富，富有地域特色，在中国文物界占有一定的地位。 名称：方格纹铜鼎时代：二里头文化（约公元前21世纪-前13世纪）后期规格：通高20厘米，口径15.3厘米 简介：

夏、商、周三代承替延续千年之久，创造了绚丽灿烂的青铜文化，在中国文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中，鼎是我国青铜文化的代表，一般有圆形三足和方形四足之分，被称之为“国之重器”，是国家和权力的象征。

据有关文献记载，氏族社会晚期，中原大地洪水滔天，华夏诸族共推大禹治理水患。大禹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因势利导，凿阙开河，经过18年的不懈努力，终于降服水患，实现了河晏水清，天下太平。于是，华夏诸族推大禹为领袖。大禹划分天下为九州，令九州州牧贡献青铜，铸造九鼎，将全国九州的名山大川、奇异之物镌刻于九鼎之身，以一鼎象征一州，并将九鼎集中于夏王朝都城。

这样，‘九州’就成为中国的代名词，‘九鼎’也就成了国家和权力的象征。千百年来，鼎被赋予太多的神秘色彩，已经浓缩成为一种抽象的文化符号，成为中华民族的重要象征。

这件青铜器于1975年在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鼎收口、圆腹、平底、锥状三足，沿上铸二环形立耳，腹饰不规整的方格纹。该鼎合抱模铸风格，端庄规整，但略显稚拙粗糙，纹饰图案具象朴素。方格纹铜鼎是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青铜鼎，号称“华夏第一鼎”，堪称国之重宝。 名称：绿松石龙形器时代：二里头文化（约公元前21世纪-前16世纪）后期规格：长约65厘米，由2000余片形状各异、又细又小的绿松石片粘嵌而成。简介：　2002年春，在清理洛阳偃师二里头遗址宫殿南院的一座墓葬时，考古工作者发现了这件绿松石龙形器——长约65厘米，由2000余片形状各异、又细又小的绿松石片粘嵌而成，其中，最小的绿松石片直径仅0.2厘米，厚度约0.1厘米。龙形器的龙头呈扁圆形，并伸出许多条龙须或鬓，吻部微突出，额面中脊鼻梁明显，梭形眼眶对称。龙身略弯曲，中部脊线向两侧下斜，全身布满菱形鳞纹，尾尖内蜷。在龙形器尾端不远处，还有一个绿松石条形饰，与“龙体”近乎垂直。

与今人喜金好玉不同，夏商时期，绿松石一直被人们视为宝石，多为贵族所使用。因此，凡出土有绿松石饰物的墓葬，多是等级很高的墓葬。“在绿松石龙出土之前，二里头遗址曾出土了3件镶嵌有绿松石的铜牌饰，色彩绚丽、制作精美，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轰动。”市博物馆保管部主任张玉芳说，这件绿松石龙形器宛若一条游龙，在早期龙形器中十分罕见，是当之无愧的“超级国宝”，被命名为“中国龙”。 名称：玉璋 时代：二里头文化（约公元前21世纪-前16世纪）后期规格：长48.5厘米，呈扁平长方体状，一端斜刃，另一端有穿孔。简介：

玉璋1975年出土于偃师二里头遗址，玉璋主要盛行于夏商时期，是古人在祭祀、朝会、交聘等礼仪场合使用的礼玉之一。

夏商周时期，是中华民族礼仪制度的初步形成时期。在礼仪制度初步形成的过程中，玉逐渐被赋予越来越多的文化内涵，成为古人在祭祀、朝会、交聘等礼仪场合所使用的重要器物之一。1975年，出土于偃师二里头遗址的玉璋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该玉璋长48.5厘米，呈扁平长方体状，前端薄而宽，两面扁平，刃口略凹呈弧形；后端两侧有齿饰，与两面齿饰对应处留有平行阴线；长方柄，柄前正中有穿孔。玉璋始见于新石器时代晚期，主要流行于夏代和商代。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最古老的玉璋出土于山东的龙山文化司马台遗址。而在我国出土的玉璋中，商代以后的玉璋较少，战国以后的玉璋几乎见不到。 名称：母鼓铜方罍时代：商代规格：通高50，肩宽33厘米 简介：母鼓方罍（léi），1963年，出土于洛阳北窑。母鼓方罍就是商代青铜器的典型代表。

罍是一种酒器，流行于商周时期。母鼓铜方罍方体溜肩，直口围足，盖子四阿屋顶形，兽首衔耳，下腹有兽首鋬颈和肩饰龙纹，腹饰长鸟纹和垂叶龙纹，盖和圈足饰兽面和龙纹。盖内器口各有“母鼓”二字。通体均饰以龙纹、云雷纹组成的浮雕兽面，腹部饰有龙纹组成的垂叶纹，器盖似四面起坡的屋顶，四角及罍中部有突起的扉棱，盖内铸有铭文“母鼓”二字，应是鼓国女子嫁与母氏男子所得的称谓。整件器型外形稳重大气，器身纹饰华丽，在商代晚期流行一时，是商晚期青铜酒器中的精品。 名称：玉戈时代：商代规格：长48厘米 简介：　1985年出土于洛宁县陈吴乡西寨子村的玉戈，长48厘米，锋呈斜三角形，主要流行于商周时期，其形状虽类似后来的匕首，却实为礼器。古人将石之美者称为“玉”，后来这些玲珑剔透的美玉更是被赋予通达神明的内涵。戈是夏商周三代常用的一种兵器。其中，以玉为戈始见于二里头文化，流行于商周。因此玉戈普遍出土于商周时期的墓葬之中。

玉戈形制的演变可分为三个阶段：夏商早期为玉戈兴起阶段，此时玉戈尺寸普遍较大，一般在30厘米左右，最长的出土于湖北黄陂盘龙城遗址，长97厘米。同时，该时期的玉戈援部略呈弧度，多数无中脊，仅有钝脊，纹饰简单或无纹饰。

商晚期和西周是玉戈的流行时期，此时玉戈的尺寸明显变小，大的有15厘米至20厘米长，小的有4厘米至5厘米长。玉戈分直身、弯身两种，皆有中脊或三脊，纹饰也复杂化，有粗阳纹、兽面纹和变形云纹等。西周以后，玉戈逐渐消亡，汉代以后基本绝迹。

作为一种礼器，玉戈主要用于祈求力量与胜利，彰显威严与等级。大玉戈可以摆在屋子里或者挂在墙上，用来辟邪；小玉戈可以挂在腰间或脖颈，用于彰显威严或祈求胜利等。这种形制的玉戈也常见于四川金沙、三星堆遗址，应是中原文化同周边地区文化交流的结果。 名称：玉钺时代：商代（公元前1600年-前1046年） 规格：纵14.3厘米，横11.3厘米，厚1.5厘米，孔径5.2厘米。简介：　　作为一种斧形玉器，“王”字之源，玉钺是王权之象征，代表着生杀大权。钺应由石斧演变而来。

由于玉钺具有宽大、厚重的特征，所以成为商周时期最重要的礼器之一，象征着权力和威严。据《说文》载：“钺，王斧也。”《尚书》载：“王左杖黄钺。”这说明玉钺象征着王权，象征着生杀大权，象征着刑罚。“在中国最古老的文字甲骨文中，‘王’字就画成‘戉’形。”高西省说，最早的“王”字就是由“戉”演变而来的，表明在文明时代前夕的军事民主制时期，军事领袖和政治首脑合为一体，“而这些人手持之钺，即成为权力的象征物”。

在我国远古时期，人们由于自然知识相对匮乏，常把最好的物品用来祭祀上天和神明。“玉就是人们献给神明的最好祭品。”高西省说，不仅如此，古人还充分发挥想象力，赋予玉器很多内涵，如纯洁、权力等，借玉器表达某种愿望和思想，进而形成了我国源远流长的玉文化。 名称：叔牝方彝时代：西周（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771年）规格：高32.6厘米，口长,23.5厘米，宽,19厘米.重7.75公斤 简介：　　1947年秋，在洛阳市郊小李村西南处，一座古墓被盗。古墓里出土了大量的珍贵文物，包括青铜礼器鼎、簋(guǐ)、彝、尊、兵器戈、矛、銮铃、马面饰以及玉器、玉刀等。这批珍贵的文物出土后，大多流失海外。1960年市文物部门进行文物普查时，发现并收藏了这批文物中的一件青铜器——现藏于洛阳博物馆的叔牝方彝。叔牝方彝呈长方体，是一种典型的西周早期盛酒器，盖、身、座饰以云雷纹为地的三层半浮雕花纹，其盖、腹主体花纹为饕餮纹，唯口沿下、圈足及盖顶上饰一周凤鸟纹，纹样繁密工细，铸造精工。

该方彝形制与著名的令方彝、折方彝极为相似。它的盖及腹内铸铭文3行12字“叔牝赐贝于王姒用作宝尊彝”，文史大家郭沫若先生据器型和铭文认为“当是武王或成王时器”，铭文中的“王姒”是文王之妃太姒，叔牝当是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叔武。这件器物即为王室重器，是西周时期青铜礼器的典型之作。国内仅此一件，弥足珍贵。 名称：错金银铜鼎时代：战国（公元前475-公元前221年 ）规格：高16.5厘米，腹径13.2厘米。 简介：

1979年洛阳市西小屯村村民在劳作时，发现了一座地窖，文物工作者闻讯赶来，在地窖里发现了错金银铜鼎。铜鼎盖器组成圆球形，附耳、短流。三兽蹄足盖及腹背饰错金细瓣花、三角云纹，是一件罕见的工艺美术品。鼎，是用来盛装流质食物的器具。铺首衔环，是用来提携的构件，常见于鼎、壶类器物的腹部。而以铺首衔环做盖钮的形制，在商周青铜器中极为罕见。这种错金银的炊食器具，只有王室贵族家中才有，而出土此鼎的地点，恰在洛阳市的东周王城遗址区内。因此可以认为，这件精美华贵的器具，应是东周王室的用品。

古人的装饰手法有多种。“镶”是把东西嵌进去或是在外围加边，“嵌”是把东西镶在空隙里，而“错”则是用厝（cuò）石加以打磨使之光平。错金银，也称金银错，是先在青铜器表面铸出或錾（zàn）刻出凹槽，然后嵌入金银丝、片等，锤打牢固，再用厝石将其打磨光滑，使之与器物表面相平，最后用木炭和清水打磨，使青铜器表面和金银纹饰各显出不同色泽，映衬出瑰丽的图案，达到突出图案和铭文的装饰效果。金银错这项精细工艺是古代科学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从另一侧面也展现了东周王城曾经的辉煌。 名称：战国玉人　　时代：战国时代（公元前475－前221年） 规格：通高7.50厘米 青玉质 简介：

战国玉人于1987年洛阳铜加工厂出土，作跂坐状，双手交叉置于腹前。跣叉于臀下。头戴假面具，面具上附发髻，粗眉大眼，如意状鼻，高颧大口，唇上划须。面具以绳缚于脑后。头顶短发结辫，大耳。上身着鸡心领短袖窄衣，下着短裤。饰以大小方格、三角和条带纹。

圆雕玉人在晚商和西周时期墓葬重多有出土。多位跪坐和站立状，其用途具有普遍的宗教含义。春秋战国时期玉人的发现不多，且形制矮小。此玉人的出现在当时极为罕见。玉人的服饰及穿戴更是以往所罕见。头戴假面具的形象尤显其神秘莫测的身份，虽然至今对此尚无定论。但一般认为其身份应为驱鬼辟邪正行傩戏的方相士的形象。这为研究我国战国时期服饰及宗教史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名称：东汉石辟邪时代：东汉规格：高1.9米、长2.9米，重达8吨。简介：

1992年，孟津县会盟镇汉光武帝陵南1公里处，村民正在为挖水渠干得热火朝天。挖至距地表约5米深处时，一块巨石致使施工的村民无法继续深挖。该县文物部门闻讯后，立即组织发掘。多个大型石雕残件相继呈现在考古队员面前。经修复，一座高1.9米、长2.9米，重达8吨的巨型石兽傲然挺立，石兽身长双翼，形似狮虎，威风凛凛。

这座石辟邪系用完整的一块青石雕成，身若虎豹，头类狮子，嘴大牙锐，身长双翼，昂首怒目，长尾拖地，双角直竖，造型非常奇特，似有正欲起飞之感。整个石兽身体比例、神态、肌肉线条恰到好处，形象浑厚凝重，神气十足，极具想象力；从雕刻技法来看，圆雕、平雕、线刻自然融汇，点、线、面、体结合得天衣无缝，展现了汉代炉火纯青的石雕艺术。

迄今为止，在国内出土文物中，体形这么大、艺术手法如此精湛的石辟邪仅此一尊。 名称：正始石经时代：曹魏正始二年规格：长75.4厘米，宽约50厘米 简介：

曹魏在洛阳立国后，太学再度繁荣起来。曹芳继承皇位后，决心整理《熹平石经》碑石，并刻经石作为补充。于是就有了从正始二年（公元241年）开始刻制的《正始石经》。北魏时，地方官建寺缺乏石料，便就地取材，用了部分石经的石碑。东魏建都邺城，统治者欲通过水路将两种石经一起从洛阳搬迁到邺城，但运至今孟州市境内时，遭遇塌堤，近半石经掉入黄河，运到邺城时，《汉魏石经》只剩下52块了。公元579年，北周统治者又将石经从邺城迁回洛阳。隋朝建立后，统治者又将部分石经从洛阳运入长安，不久被隋朝某政府部门改制成柱础。到唐朝初年，魏征收集石经时，已“十不存一”了。目前，国内所有《正始石经》残碑存留的文字也不过2500余字。

正始石经于1922年发掘于偃师市佃庄镇太学村，出土后即被保存，它长75.4厘米，宽约50厘米，碑表刻《尚书》，碑里刻《春秋》，有600字左右。 年代：唐代（公元68—907年）

出土：1987年洛阳吉利区

规格：高45.5cm座径22.6cm。

简介：三彩灯是唐代使用照明用具。由座、柄、盘、盏四部分组成通体饰绿、棕、白三色釉，座为圆形，覆盆式，表面凹弦纹，并贴圆形宝相花和力士，柄为圆竹体状，似竹节纹，其间和两端分别以莲花与座盆相连，造型优美，釉色鲜艳，是洛阳考古发现中首次发现，更是三彩中极为罕见的艺术瑰宝。 年代：西晋（公元265—316年）

规格：通高2.60厘米，长、宽各2.20厘米，重83.2克，含金量70%。

器形：印面呈正方形，凿刻白文篆书“晋归义胡王”五字，印钮作驼形。

简介：此印为四十年代孟津商人到甘肃从古董商手中购得。1973年交洛阳博物馆收藏。

从此印的印文看，毫无疑问是晋朝印章。归义，即归化、降顺。胡即指当时北方的少数民族匈奴。从这枚印在甘肃得来，所指胡王应当为晋帝所封得居住在凉州的匈奴首领。据文献记载，晋时匈奴归义之事皆发生在晋武帝时，故此印应为晋初武帝时之物，并由此得知这也是晋朝廷为了安抚少数民族，建立相互间的友好关系，以减少边疆战争的一种具体措施。印钮作驼形也是继承自汉代以来对少数民族首领分封赏印多以驼、羊为钮的传统习惯。此印文布局严整稳重，字迹规正刚健，造型古朴简练，也是严格继承汉印风格的典型，时中国古代玺印中的佳作。同时，为研究我国古代篆刻和造型艺术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基本陈列，位于展馆一层，分三个展厅。展览以时间为序展示河洛文明在史前时期、夏商周时期、汉魏时期、隋唐时期、五代北宋时期的发展历程。荟萃历代文物精品，展现“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的沧桑感与自豪感。其中重要展品有商周青铜器、有组合的西周铅器和多种器形的“原始青瓷”，春秋时期的“齐侯宝盂”，战国时期的金村大鼎和“繁汤之金”剑，西汉的彩绘壶和北魏王侯的仪仗俑以及绚丽多彩的唐三彩等等。展品中有一批国家一级文物，包括一些孤品，有相当一部分为首次展出。陈列辅以现代科技手段，从不同侧面反映出古都洛阳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以及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河洛文明”陈列在2013年入选第十届（2011―2012年度）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

史前时期：明星文物当属陶火种器，这是古人用来贮存火种的器具，为我国史前考古首见。

夏商周时期：距今四千年前，洛阳已经开始成为华夏民族政治经济的中心。洛阳偃师二里头遗址被确认为夏朝故都斟鄩，洛阳博物馆辟出独立展厅展示夏代青铜器、陶器、玉器文物，这在国内外收藏机构中绝无仅有。其中，微雕绿松石兽高仅半厘米，对于研究我国微雕技艺发展具有重要价值。二里头遗址的发掘，使人们对夏文化在豫西地区的发展有了全面的了解，展出的二里头大型宫殿基址模型，使人们能够感受四千年前我国王朝都城的建筑规模。偃师商城遗址出土文物展现商代早期的文化特点。子申父己铜鼎是商代青铜器的代表，制作精美，尤其鸟形扁足颇为独特，是商代晚期典型器。

西周文物有叔牝方彝、方座簋、兵器、饕餮纹方彝、甬钟等。东周时期文物有错金银铜鼎、铜尊、盂、俑、盘、匜、铜壶、石磬等多种器物，其中齐候宝盂是洛阳出土的最大、最重的青铜器，重达75公斤，口径70厘米，可谓“盂中之王”。铭文是研究周王室与诸侯联姻关系的重要资料。展出的越王鼫与矛、吴王夫差剑是春秋战国社会，战争频仍的明证。其中越王鼫与铜矛是越王勾践之子鼫与的兵器，是洛阳地区首次发现的越王兵器，对于研究周王室与越国关系具有重要意义。铜方镜则是运用了青铜透雕工艺，构思新颖，国内罕见。另有玉人一件，系国内孤品。此外，四系青瓷罍，釉面光亮，施釉均匀，吸水性弱，花纹朴素大方，保存完整，是原始青瓷中的精品。洛阳出土的商周原始青瓷数量占全国半数以上，证明洛阳是当时原始瓷烧造的中心。兔纹铜觯，在颈部装饰一周生动的写实兔纹，比较罕见。哀成叔铜鼎，铭文记载哀成叔生平，共54字，这样的长篇铭文在东周时期极其罕见，具有重要史料价值。

汉魏时期：这一时期包括西汉、东汉、曹魏、西晋、北魏等五个王朝。通过这一时期文物的展示，再现汉魏这一中国封建社会大发展、民族大融合时期，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洛阳的风貌。展出的文物有：各种杂技俑、彩绘陶壶、釉陶器、王莽钱币、铜镜、玉饰等，最令人瞩目的是“熹平石经”、“正始石经”。太学是东汉时期国家最大的教育机构，太学生多达三万多人，石经是为了统一儒学经典文字、平息古今版本之争而刻立于太学之前的，现存的残块是文化史上的瑰宝。

在汉代葬俗中，盛行在墓壁上绘画，从日月星象，升仙打鬼，历史典故到迎偈出行、歌舞宴饮。既有思想观念，又有生活场景。这次展出的有“出行图”（东汉原品）、“升仙图”（摹本）、“大傩宴饮图”等。

石辟邪，出土于汉光武帝陵以南，系完整青石雕成，浑厚凝重，神气十足。釉陶博山炉，镂空浮雕力士和诸多动物，形象生动。釉陶博山炉，在洛阳汉墓中少有发现。陶风车与米碓，制作科学，功能齐全，是研究古代农业机械史的重要实物资料。彩绘陶百花灯，通高92厘米，塑造众多羽人和动物形象，绘以红黑两色，美丽绚烂。草叶纹釉陶罐在肩部饰有四组白色S形草叶纹，是汉墓随葬品中极为少见的装饰纹样。斗兽纹绿釉陶壶，釉色清新光亮，纹饰为汉代比较罕见的浮雕斗兽纹，是低温釉陶中的精品。晋归义胡王金印，印文是当时匈奴归化部落首领的封号，反映了民族融合的历史。鸡首青瓷壶，通体青釉，开片细腻均匀，是北魏青瓷中的精品。

隋唐时期：洛阳发掘的隋唐文物展示，反映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洛阳这个国际大都会的历史风采。展出了东都洛阳城的沙盘模型，发掘出土的建筑构建，各种各样的彩绘俑，镇墓兽及名闻遐迩、色彩艳丽的唐三彩及各种铜镜、金银器等。展出的东罗马金币和波斯银币，铸造年代分别相当于隋和北魏，是通过丝绸之路的商旅传到洛阳的，也印证了丝绸之路起于洛阳这一观点。

展出的唐三彩，种类众多，釉色绚丽，其中有神态各异的人物俑，有栩栩如生的动物俑，还有古朴典雅的生活器皿，特别是唐代女俑，体态丰满，神情安逸，衣着华丽，发饰多样，反映了泱泱大唐帝国民富国强、歌舞升平的社会面貌。隋唐东都城皇城宫城沙盘模型，以方寸之地再现了规模宏大。布局严谨、设计天成的隋唐都城。

白居易故居、唐恭陵哀皇后墓和神会墓出土文物是这部分展区的独特亮点。洛阳城内的白居易故居遗址是国内首次对名人宅地进行的发掘活动，发现与白居易有关的经幢、石砚等文物。唐恭陵则是洛阳唯一一座唐代帝陵，哀皇后墓出土精美绝伦的蓝色与红色釉陶器，器形饱满，釉色晶莹，尤其蓝釉器极其罕见，为稀世珍宝。其中的蓝釉灯为我国首次发现的通体蓝釉器物。神会是唐代禅宗七祖，其墓中出土多件珍贵佛教用品，如长柄焚香铜炉，塔顶铜盒、铜净瓶，都是研究唐朝禅宗的重要实物资料。

其他珍品还有：银鎏金錾花鱼水纹海棠式盏托，盏是海棠花形，托呈椭圆荷叶形，水波、鱼子纹地上有双鱼环绕，是唐朝金银器中的精品。石蟾蜍，洛阳上阳宫溪流上的泄水装置，是研究唐朝上阳宫的唯一实物资料。

五代北宋时期：这部分的精品有：瓷象棋，卒子齐全，时代确切，是考古发现年代和出土地点明确且保存最完整的瓷质中国象棋。泗州大圣石像，泗州大圣即唐朝初年西域何国人僧伽，他被视为观音菩萨的化身。该造像碑保存完整，形象传神，有确切纪念，极为少见。 洛阳博物馆正门前东西两侧的一层附属建筑为牡丹花都特产展厅，面积约3600平米，主要汇集了河南省内尤其洛阳的知名特色食品、牡丹食品及农副产品。